赵耀锋
（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河南 开封 456223) [1]
（宁夏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2]
摘要：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认为中唐是中国古今社会的分水岭，中唐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认为“唐宋变革”最主要的标志就在于文化的庶民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从作为研究对象的“元白”的选取、对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研究的具体学术观点的提出，都受到了内藤湖南上述汉学思想的影响。内藤湖南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影响的具体线索的考证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形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对民国时期日本汉学对我国学术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日本汉学；陈寅恪；“元白”诗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宁夏高校项目“民国时期唐诗学研究”（批准号：NGY2015127）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赵耀锋（1977— ），男，甘肃庆阳人，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观点在其1926年退休之前已经建构完成，而此时陈寅恪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系列观点尚没有系统展开，代表其一生学术造诣的三部大著《元白诗笺证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基本上都是在四十年代完成的，而陈寅恪包括对中国历史分期在内的许多核心学术观点和内藤湖南有着很大的一致性。陈寅恪及其家人和日本汉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27年纪念王国维的挽词中陈寅恪就对内藤湖南之汉学造诣非常推崇，并且在其1931年的著述中就对内藤湖南之汉学观点有所引述，由此可以推断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受到了内藤湖南的影响。本文只就陈寅恪“元白”诗研究受内藤湖南的影响展开论述，主要是探究陈寅恪对内藤湖南学术思想借鉴的具体线索，从一个侧面印证内藤湖南对陈寅恪的影响。
一、陈寅恪对内藤湖南汉学思想的接受
在20世纪初，内藤湖南和中国学术界就有密切的交往。内藤湖南于1899年、1902年、1905年几度来华，遍游大江南北，在游历过程中有日记《燕山楚水》的问世。而赴日本游历的中国学者也往往前往拜访内藤湖南，因而内藤湖南与沈曾植、文廷式、罗振玉、曾廷杰、刘谔、夏曾佑、陈毅、张元济、严修等人结识。[1] 1903年日本大阪举行博览会，中国官绅前往观瞻者甚多，不少人曾拜访内藤湖南。[2]1910年，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滨田耕作、富冈谦藏等人来华考查学术，除调查敦煌文献外，还与王国维等就戏曲研究交换了看法，与端方、徐坊、宝熙等人订交。[3]辛亥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避祸东瀛，与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学者长期交往，彼此影响。[4]可见，在二十世纪初，内藤湖南和中国学术界就有密切的交往。
陈寅恪的亲人、师友、学生等人中有一部分人和日本汉学界有密切的交往。在家人中，陈寅恪有两位兄长曾留学日本，其兄衡恪毕业于日本师范高等学校，学博物科。[5]其兄隆恪1912年毕业于日本帝大财商系。[6]1923年，中国东方学会成立，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该学会成员，王国维、罗振玉也是该学会成员。[7]该学会中的成员长期和日本汉学界保持了密切而又持久、友好的交往，双方成员在汉学典籍方面相互支持，经常交流学术观点。这种家庭背景使得陈寅恪对日本汉学有较为深入、系统的了解，这也是陈寅恪从小学习日文、少年时代留学日本的原因。据陈寅恪侄儿封怀回忆，陈寅恪在少年时代的私塾学习阶段，就开始“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本文” [8]，这为其后来学习日本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寅恪1902年至1905年（13岁-16岁）在日本留学，少年时代的留日经历对其学术人格和学术方法有较大影响。陈寅恪的师辈人物中近代著名学人沈曾植较早和日本汉学界有密切交往。1899年9月至1900年3月，近代学人陈毅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赴日本考查教育及行政状况，陈毅为沈曾植的弟子，考查期间他购阅日本东洋学杂志《史学杂志》，并同日本东洋学专家那珂世通会晤，此为日后沈曾植与日本汉学界的交往作了铺垫。[9]1900年，沈曾植托内藤湖南引介与日本汉学家白鸟库吉、桑原騺藏认识。[10]沈曾植和陈寅恪家属于世交，陈寅恪的佛学研究就曾经受到过沈曾植的影响，沈曾植在20世纪初期就和日本汉学界有密切交往，这对陈寅恪最初留日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在陈寅恪的友人中，王国维、梁启超两人对陈寅恪学术研究影响最大，梁启超竭力推荐陈寅恪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王国维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的书籍，这两人是陈寅恪的挚友。辛亥革新失败后，罗振玉、王国维避祸东瀛，与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的学者长期交往、合作。[11]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逃亡日本，后在日本从事学术活动多年，日本社会改良思想及汉学研究对梁启超产生过深远影响。王国维、梁启超后来和陈寅恪同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他们两人的日本文化素养对陈寅恪应当有很大的影响，陈寅恪是在纪念王国维的挽词中对内藤湖南的汉学造诣进行评价的，从中可以推断陈寅恪通过王国维而对内藤湖南的汉学思想有所了解。陈寅恪与鲁迅也有交往，《鲁迅日记》1915年4月6日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12]鲁迅和日本汉学家有较为深刻的渊源关系，这对陈寅恪也有一定的影响。1935年，陈寅恪的学生刘节，时为北平图书馆金石研究室工作人员，访问日本京都研究所。[13]在文革中，刘节曾经代替陈寅恪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上述人物与日本汉学界的交往大多在三十年代前后，而此时陈寅恪之学术思想尚未定型，所以他们的日本汉学思想对陈寅恪应该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使得陈寅恪对日本汉学研究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他本人和日本汉学界有较为广泛的交往。日本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1897-1975）留学北京时期之日记载：“晚宣南广和居徐（森玉）、赵（万里）、钱（稻孙）三先生招宴，座者吉川（幸次郎）、加藤（常贤）、玉井（是博）而外，孙蜀丞（人和）、陈寅恪、乔（原文欠名），真是一时雅会。陈氏论如利刀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1930年5月27日条）[14]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晚年（1974）年追怀这段往事时说：“陈寅恪氏，我感觉为人锐敏，相似西田几太郎（日本著名哲学家）年轻时容貌。” [15]另外，陈寅恪还和日本汉学家白鸟库吉、石田干之助、石滨纯太郎等有交往。1936年春，京都文化研究所成员，内藤湖南的弟子内藤亁吉到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调查文物古籍，得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人的帮助款待。[16]其时陈寅恪正供职于傅斯年领导下的中研院史语所，他有没有亲自接待内藤亁吉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这次活动对陈寅恪对内藤湖南汉学思想的认识一定是有促进作用的。通过和日本汉学家的交往，陈寅恪对日本汉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陈寅恪长期对日本汉学动态非常关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财政一节附记曰：“此章作于1940年春季，其年夏季付商务印书馆印刷，久未出版。至1943年春季著者始于桂林广西大学图书馆得见1940年出版之《东方学报》第十一卷第一册仁井陞氏《吐鲁番发见之唐代庸调布及租布》一文，与此章所论略同。特附记岁月先后于此，以免误会。”[17]说明陈寅恪在抗战时期的艰苦学术条件下，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想方设法寻找日本汉学研究成果。即使晚年双目失明后，陈寅恪也没有放弃对日本汉学的关注，周一良先生回忆说：“1946年到1948年间，我有机会时聆陈先生教诲，同时给陈先生译读日文杂志的论文。”[18]陈寅恪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日本的汉学研究，对包括内藤湖南在内的日本汉学研究成果非常熟悉，因而他才能在学术研究中对内藤湖南的史学理论进行借鉴。
通过家庭及师友的影响及其自己对日本汉学的长期关注，陈寅恪对日本汉学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日本汉学家中，陈寅恪对内藤湖南的汉学研究有较高的评价。1927年，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寅恪曰：“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第二句附自注曰：“日人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内藤别号湖南。罗先生昔年在上海设东文翻译社，延藤田丰八讲授日文。先生从之受学。故此句三人中藤田第一，不仅音韵关系。至于内藤虎列第三，则以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之学最优也。”[19]以上陈寅恪所列三位日本汉学家都是当时日本一流学者，而在他们当中，陈寅恪认为内藤湖南是最优秀的，由此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内藤湖南之推崇。在王国维去世之际，陈寅恪最著名的三部学术论著尚未开始写作，而内藤湖南在此时已经走入了陈寅恪的学术视野。
1930年代初陈寅恪在其学术论著中就对内藤湖南的观点有直接引述。1931年4月《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的注释中，陈寅恪曰：“至第一类与夫余、鲜卑等民族之感生说相似者，则日本内藤虎次郎博士之《蒙古开国之传说》（见内藤氏《读史丛录》）并今西龙博士之《朱蒙传说》及《老獭稚传说》（见《内藤博士颂寿纪念史学论丛》）诸论文中已详言之。”[20]可见，陈寅恪对内藤湖南的史学思想有广泛的了解与深刻的认识。
内藤湖南的汉学思想对陈寅恪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华大学1932年秋季的学程说明中说“以晋初至唐末为一整个历史时期。”周一良先生认为“当系陈先生（陈寅恪）所拟定。”[21]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内藤湖南不同意仿效西方的历史分期法，而是主张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三期，并且认为中国的中世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从后汉的后半期到西晋”，后期是“从五胡乱华到唐的中期”[22]。“以晋初至唐末为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历史分期法完全是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观点。把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的，在国外只有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内藤湖南的上述汉学思想在其1926年退休前就已经完成了，而此时陈寅恪尚没有提出明确的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也就是说，1932年清华大学的学程中历史分期观点是陈寅恪对内藤湖南历史分期方法的借镜。另外，陈寅恪对内藤湖南之弟子内藤乾吉的学术观点也有引用，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39年冬至1940年春完成）其三职官一节陈寅恪曰：“近日本西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七册内藤乾吉氏复于其所著就唐六典施用一文，详为引申，故《六典》一书在唐代施行之问题已大体解决。[23]从上述分析中可以见出，陈寅恪在其学术论著中对内藤湖南及其弟子的主要学术观点有直接引述，而且有些地方自己已经明确做了注释。可见，内藤湖南的学术思想对陈寅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在内藤湖南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完成的巨著。
二、内藤湖南对陈寅恪“元白”诗研究的影响
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贵族政治奔溃的时代，处于中古与近世之交的历史，因而认为“唐代是很有研究价值的。”[24]在具体唐代的研究中，内藤湖南认为中国 “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发生在中唐时期[25]。陈寅恪受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认为中唐是古今社会的分水岭，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而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时期往往是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观点也完全符合内藤湖南的论述，因此陈寅恪选择中唐历史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内藤湖南说：“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26]认为“唐宋变革”最主要的标志就在于文化的于庶民化，这是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受内藤湖南这一观点的影响，陈寅恪认为中唐文学最大的变化也是“庶民化”，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陈寅恪最终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元白”文学研究。
在中唐文坛影响最大的是韩柳古文运动派、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相比较而言，韩孟“以文为诗”开创了宋诗，宋诗是典型的“文人之诗”；韩柳之古文运动开创了中国散文的一个新阶段，形成了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这两项事业都局限于社会上层。因此，韩愈无论是在诗的创作方面还是在散文的创作方面都与社会下层没有多少关系。而元白的创作则同社会下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历代诗学家“元轻白俗”的批评就是针对元白创作同社会下层关系密切的创作倾向而言的。从以社会下层之文学改革文人文学之“公式文字”的角度而言，陈寅恪认为“昌黎失败”，元白“成功”[27]。因此，受内藤湖南观点的影响，陈寅恪最终没有选择韩愈而选择了元白作为研究对象。
中唐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如果在中唐文学的研究中只选择上述其中之一进行研究，这会被一般的研究者认为没有对中唐文学作出宏观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而且，即使在新乐府的研究中，如果只抓住传统的新乐府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来研究，这也不会走出传统学者的研究窠臼。受内藤湖南观点的影响，陈寅恪以中唐俗文学的兴起为切入点，认为新乐府代表了上下层文学的对流，把新乐府运动与俗文学的兴起牵连起来；又认为元白的小说创作代表了古文运动的另一个方面，认为中唐小说的创作是古文运动的结果，而且元白也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参与者与杰出代表。因而，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也与俗文学的兴起有关。这样，陈寅恪一方面把古文运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同时把古文运动同俗文学牵连起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巧妙的处理使得作为研究对象的元白成为整个中唐文学的典型代表，认为元白不仅代表了中唐之诗也代表了中唐散文与小说的最高成就，认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元白的学术价值在整个文学史上无论类比。这些思考，都发前人之未发。而正是由于上述考虑，陈寅恪最终将元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上述思考,都是建立在中唐俗文学的兴起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之上的,而陈寅恪这个基本观点来自于内藤湖南的影响。
陈寅恪指出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在文化史上之价值，他认为元白新乐府是“洵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28]又曰：“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则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29]陈寅恪认为白居易所倡导之新乐府运动在文化史上之价值超过了陈子昂、李白等人的文学复古运动，原因在于他认为陈子昂、李白等人的革新都只局限于文人文学的范围内，而白居易的文学革新使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走向融合，在文化史上使得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走向对流，所以认为在文化史上白居易的文学革新比陈子昂、李白等人的革新更有价值。陈寅恪在这里没有提到韩孟诗派“以文为诗”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在整个文学思想史上，传统观点认为古代的屡次文学革新没有比陈子昂、李白对六朝“嘲风雪、弄花草”的贵族文学的革新影响更大的了。此处陈寅恪说“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正是针对传统的观点而言，传统的观点认为陈子昂、李白在唐代文学革新中的贡献最大，因此否定了陈子昂、李白就等于否定了韩愈，陈寅恪虽然没有提到韩愈，但是实际上陈寅恪的上述论述已经隐含了“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比韩愈的‘以文为诗’在文化史上更有意义和价值”的论断在其中。而且，韩愈的“以文为诗”对宋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只是发生在文人文学即“士大夫纸上”文学的范围内，和文学的庶民化没有关系，所以也在陈寅恪否定的范围内。陈寅恪没有明确否定韩愈“以文为诗”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原因在于韩愈“以文为诗”对宋诗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民国时期，包括陈寅恪本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陈寅恪父祖的挚友陈衍、沈曾植在内的很多著名文人之诗均属于“宋诗”，所以否定韩愈“以文为诗”就等于否定了民国时期“宋诗派”文人的文学地位，陈寅恪为人一向谨慎，所以没有轻易否定韩愈的“以文为诗”。总之，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在文化史上使得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走向对流，所以在文化史上比韩孟之诗更有价值，所以选择元白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可见，选择白居易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选择是受内藤湖南观点影响的结果。
在评价白居易之新乐府运动的历史意义时陈寅恪也对古文运动进行了评价，认为：“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钜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30]陈寅恪认为韩愈所领导之古文运动和白居易所倡导之新乐府运动都具有文学革新的性质，在文化史上影响都很大，并且指出了古文运动的实质就是用秦汉时之散体文写作小说。然而在古文创作中陈寅恪最终没有选择韩愈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选择了元稹，这其中固然是由于元稹在知制诰时用流行的文体改革了朝廷应制文体，对散文革新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陈寅恪也称元稹为古文运动之“巨子”有关。同时，选择元稹也体现了陈寅恪对古文运动文学性质的认识。陈寅恪认为古文运动并不完全在散文领域，从其影响看，他认为古文运动的主要成就是在小说领域。陈寅恪曰：“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31]又曰：“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32]陈寅恪认为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之贡献就在于以散体之文作小说，古文运动的成功并不在散文领域，而是在小说领域。从这一观点出发，陈寅恪对韩愈、元白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评价，他说：“唐代贞元元和时小说之创造，实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是也。其关于韩退之者，己别有论证，兹不重及。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33]又曰“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中心人物。”[34]认为元白二人实际也参与了古文运动，而且和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中间力量。陈寅恪认为古文运动对中国小说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唐传奇代表了中国小说的自觉，而唐传奇的兴起与唐代庶族文士阶层的形成有关[35]，从这个角度来说，唐传奇与通俗文学有密切关系。而元稹《莺莺传》是唐传奇的代表作，对后世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元白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也具有小说的性质，唐人张祜就认为《长恨歌》为“目莲变”[36]，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为“合并融化唐代小说而成” [37]。元白的好友陈鸿写了《长恨歌传》，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有《女娃传》，在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38]。上述作品都带有浓郁的民间气息，具有“庶民性”。由此可见，元白派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陈寅恪认为这都是古文运动发展的结果。而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中，陈寅恪认为“昌黎模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39]，认为以古文写小说，韩愈成就不如元白之大。因此，在包括诗歌和散文在内的整个文学的通俗化方面，韩愈均不如元白，因而陈寅恪认为“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40]陈寅恪在古文运动中也选择了元白作为研究对象而没有选择韩柳，这也是受了内藤湖南观点影响的结果。
如前所揭，将古文运动与唐代小说的创作联系起来，认为认为古文运动促进了唐代小说的发展，这是陈寅恪的一个创举，而这一创举也是受内藤湖南观点的启示。将唐代小说与古文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最早见于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论及中唐小说时指出了中唐小说的两种趋势：一方面，他认为“好像从唐朝中期开始近似白话的小说、传奇故事就盛行起来。”[41]另一方面，他又说：“唐代小说中的古文与过去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有些在华丽方面超过以往。”[42]内藤湖南认为中唐小说中的一部分仍然沿用过去的“古文”（偶对之文），也有一部分小说出现了“白话化”的倾向。内藤湖南此处的“古文”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之“古文”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正好相反，指作品中所用的讲究偶对的语言，内藤湖南此处所讲的“古文”是指与韩愈所提倡的先秦两汉散体之文相对应的六朝以来的骈偶之文。内藤湖南指出了唐代小说的两种相反的发展倾向，他并没有直接将中唐小说新的发展趋势同古文运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陈寅恪受内藤湖南观点的启示，他认为既然中唐小说继承原来“古文”（偶对之文）写作传统的正好是与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相反，那么代表中唐小说新的发展趋向的“白话化”小说则与韩愈所提倡的“古文”正好一致，顺着这个思路，陈寅恪做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判断：认为唐代小说的“白话化”是受了古文运动影响的结果，或者“就是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43]这一卓识的提出，与内藤湖南观点的启示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内藤湖南认为中唐是中国古今社会的分水岭，认为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认为“唐宋变革”最主要的标志就在于文化的庶民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从作为研究对象的“元白”的选取、对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研究的具体学术观点的提出，都受到了内藤湖南汉学思想的影响。内藤湖南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影响的具体线索的考证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形成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对民国时期日本汉学对我国学术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Analysi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Sinologist Naiton Hunan to Chen Yinke 's study of Yuan Bai 's Poems.
ZHAO Yao_feng
(Literature Colleg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56223，China) [1]
(Literature Institute, Ningxia Teachers’College, Guyuan 756000, China) [2]
Abstract：Japanese Sinologist Naiton Hunan believes that the mid-Tang Dynasty was a watershed in China's ancient and modern society, and was a period of great social change. Naiton Hunan believes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ang Dynasty have great academic value,and he believ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sign of change in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emergence of civilian culture.In the "Study on Yuan Bai Poetry".Naito Konan 's Sinology thoughts had important impact on Chen Yinke.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en Yinke's academic thoughts.This study also has important value about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Sinology on China's academic.
Keywords：Japanese Sinologist; Chen Yinke; Yuan Bai 's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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