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淼
(广东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内容摘要:文章运用面板协整检验的方法,对2008-2014年间省级地方政府财政年度收支面板数据进行了财政可持续性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省级政府财政收支具有弱可持续性,且呈现出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逐步减弱的特征。由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①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增速低于财政支出的增幅,我国的地方财政整体可持续性较弱,地方财政风险仍然不可小觑;②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天津等6大城市与省份的财政可持续性强,省级政府财政收支满足跨期财政收支平衡的条件;③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的财政可持续性较弱。
关键词:财政可持续性;新常态;面板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Local Governments during the New Normal
Chen Miao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 Taxation of GUFE GuangDong GuangZhou 510320
Abstract:With the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and the panel data co-integration approach, we have studied the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during the New Normal,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from 2008 to 2014.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is not strong enough.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weakened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from the coast to the inland.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① As a whole, the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is weak. The fiscal risk of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is still underestimated; ②There are strong fiscal sustainability in some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 such as Shanghai, Beijing, Jiangsu, Zhejiang, Guangdong, Tianjin;③Meanwhile the fiscal sustainability of other provincial- level 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e less developed area ministry and western of China is weak.
Keyword:Fiscal sustainability New normal Panel data co-integration approach
1.作者信息
陈淼,女,1982年11月生,河北怀来人,广东财经大学财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政税收政策分析与评价。
2.联系方式
邮箱:cmwriter@163.com;18086600045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沙路21号广东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邮编510320
3.基金项目支持信息:
本文得到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JY068)、2013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3YJC790229)、2016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6A030310295)、2015年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2015WQNCX042)等项目的资助。感谢广州大学邹文理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王曦教授、广东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姚凤民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言
财政可持续性(fiscal sustainability)是指一定时期内政府财政的存续能力。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伴随着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收支呈现出财政收入增速逐年放缓,财政支出增幅并未出现与其相对应的减速状态。我国财政运行已进入新常态(高培勇, 2015)。这一财政新常态的特征也使得我国原有的以财政支出扩张换取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的财政政策原则面临财政可持续性的挑战。可见,财政可持续性将是未来中国政府公共财政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马骏, 2013)。
目前,国内学者们关于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分析方法和衡量依据莫衷一是,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从完善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此种方法缺乏有效的数据考量依据。二是从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政府性债务风险来考量财政可持续性,但此角度的分析局限性很强。根据我国政府性债务的定义,由地方融资平台产生的,涉及各类政府参股、控股等企业中由政府授信的或有债务关系复杂,难以通过实际数据进行有效评估。可见第二种研究视角对考察财政可持续性的研究仍不尽理想。三是从政府财政收支关系着手,通过研究财政收支长期的协整关系,考察财政可持续性。较之前两种第三类分析方法有如下优点:①能够体现各级政府财政实际的存续能力。在我国除中央财政收入外,我国财政实际运行中,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财政专项支付等各项非预算类收入,此类收入为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输血”,并不能够体现各级政府实际的财政造血能力。只有实际预决算中的财政收入能够体现各级政府财政的造血能力。②排除了各类非预算收支造成的不确定性。在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行中,存在如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各种非预算收支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够体现各级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因此,本文将采用考察财政收支长期协整关系的方法研究财政新常态下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
从现有的文献上来,“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源于美国,用以描述2001年后美国经历恐怖袭击和新经济泡沫后“危机”可能被长期化。2010年后“新常态”则被广泛用于形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漫长而痛苦的复苏过程。目前,国内学术界虽仍未对“新常态”一词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就两点已经达成共识:①我国新常态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特点;②对于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起点时间则与国外的时间划分基本一致。本文将在文献综述中对“新常态”的现有研究进行详细的说明。可见,虽然国内外关于“新常态”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是国内外关于“新常态”起点的界定基本一致,都认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目前经济“新常态”时间上的起点。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数据截取2008-2014年间的省级本级财政收支数据进行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分析。
下文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是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根据本文的选题,下文中将分别对财政可持续性和新常态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一)财政可持续性的文献评述
国外关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视角:一是地方财政平衡的视角。相关的研究认为保证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确保地方财政是收支均衡的(Budget Balance Requirments,BBRs),即地方政府不能实行赤字预算政策,反赤字地方财政政策配合有节制的地方政府债务才是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保障(Poterba,1994; Bohn和Inman, 1996);而Hou和Smith(2010)则发现要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简单的技术性约束比政治性的约束更有效,即直接控制赤字预算、减少支出、增加收入的方法比预决算管理制度等方法更有效地保证财政可持续性。二是地方财政收支的跨期均衡的研究视角(intertemporal budget constraint ,IBC)。相关的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毋须追求财政当期的预算平衡,只要能在长期中保证财政收支的跨期均衡,即如果财政收支具有长期协整关系,财政就具有可持续性(Quintos, 1995; Martin, 2000)。利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多研究的是中央或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研究则较少。 Mahdavi和Westerlund(2011)利用面板协整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州与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发现从整体上看,美国地方政府财政具有强可持续,但是不同的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可持续性则不一致,如加州政府的财政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关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国内现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从完善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制度的角度进行研究,第二类是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角度进行研究,第三类则是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关系的角度对财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的。
选择第一类研究视角的学者认为,现实经济中我国政府大幅改变现有的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格局的可能性不大,从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角度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与分析才是现实有效的研究途径。如楼继伟(2013)提出通过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实现和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马骏(2013)则指出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仍存在时间视野短,只记录和考虑现金流意义上的收支,而不考虑不断累积的支出承诺及其责任,不记录和考虑或有负债等问题,无法满足中长期中确保财政可持续性的要求。朱军(2012)认为我国的债务预算管理中缺乏公共支出总量控制、债务规模控制的预算规划,无法兼顾对财政可持续考评。
从第二类研究视角考察财政可持续性的学者主要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机制。如伏润民与王卫昆等(2008)和缪小林与伏润民(2012)、缪小林与伏润民(2013)利用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偿债率、偿息率和商业银行债务等12个因素在内地方政府风险指标构建地方债务风险因子进而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张平(2013)根据地方政府债务动态敏感性的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
从第三类研究视角考察财政可持续性的学者认为在我国特殊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出政策是影响财政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政策直接体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马兹晖, 2009),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政策对地方经济运行和发展、经济政策制定、产业调整和居民生活质量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影响,而这些因素也反过来会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进而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因此,这些学者们认为要考察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必须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关系入手。如马拴友(2001)的研究认为地方财政不具有可持续性;罗航(2009)利用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省级财政收支数据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考察,其研究发现我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具有可持续性;武玉坤(2011)认为预算软约束造成的财政预算缺口扩大是导致地方财政不可持续的重要因素。
现有的国内外研究为我们的深入考察和研究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考,但仍存在如下的问题:①国外研究种常用的方法BBRs方法不适合我国国情。因为我国自1998年以来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一财政政策的指导下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实行的是赤字预算政策;另外,我国地方政府缺乏类似国外地方政府严格的预决算执行与管理体制,普遍存在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情况。因此利用BBRs的方法不适合我国的国情。②国内的相关研究中的第一类制度类研究由于缺乏对制度等变量相应的数据描述与估算,我们无法从财政收支政策上提出实际的政策建议;第二类的研究方法虽然利用财政债务风险对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估算,但地方债务风险仅是影响财政可持续性的其中一个因素,仅以其作为判断地方财政是否可持续的依据未免以偏概全。可见,利用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数据从理论的层面来考量才是标本兼顾的方法。只有财政收支数据才能体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运行规律,也只有对此数据加以分析和估算才能把握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本文拟利用Quintos(1995)和Martin(2000)对财政可持续性检验的理论方法,利用面板协整检验的分析工具对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进行检验。理由有二:①从理论角度看,跨期均衡的地方财政收支关系,才能全面体现地方财政可持续性;②从应用角度看,我国目前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地方与中央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利用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协整检验考察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地方财政收支关系,客观地分析评估现有财政分权体制的优缺点,认识目前财政分权体制运作中存在的财权与事权分配的实际问题,找出深化财政分权改革中如何正确分配财政事权与财权的关键点,为未来财政改革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意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来源、概念与财政新常态特征研究评述
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最早源于美国,用以描述美国由2001恐怖主义袭击和新经济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局面可能被长期化。在此之后该词又被El-Erian(2010)在 2010年瑞士达沃斯诗经经济论坛年会上用以分析2008年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El-Erian(2014)还总结了经济新常态的特征,:①经济不会出现V字形的反弹;②宏观调控政策的局限性和不完美将导致需求不足和缺少产出激励,增长与就业将长期恶化;③新常态将导致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在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过程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一词;同年11月在APEC峰会上习总书记首次系统性的阐述了我国“新常态” 的三个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呈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由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向转向创新驱动。
而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术界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新常态”的概念。目前,学者们仅在中国式“新常态”上达成了有限的共识,即“新常态”的界定必须考虑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经济“新常态”应是二次转型期,是重构经济增长模式和寻找经济发展新源泉的过程(王曦,2016)。楼继伟(2014)提出财政新常态特征是:①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矛盾会导致财政不可持续的风险增加;②财政宏观调控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财政政策运用不能进局限于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更要由国际视野。可见,新常态下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是国家治理的工具,而财政可持续性直接影响甚至制约这一国家治理工具的运用效果。目前,学术界已就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矛盾会导致财政不可持续的风险增加的财政新常态特征达成共识(成涛林, 2015; 刁伟涛, 2015; 楼继伟, 2015; 刘尚希, 201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结合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特征,适时地分析我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对评价现阶段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可操作空间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财政持续性分析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方法简介
(一)考虑跨期均衡的财政可持续性检验判断
政府当期的财政预算约束如(1)式所示 (Trehan和Walsh,1991;Quintos,1995;Martin,2000):
(1)
其中,,表示t期政府债务的增加;,表示t期包括债务利息支出的政府财政支出,Gt是政府实际支出,是t时期的公债利率,是t时期的政府债务;Rt是t期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则(1)式可以进一步改写为:
(2)
(2)式亦可以写成:
(3)
向前迭代求解(3)式可得:
(4)
(4)式的右边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各自代表不同的经济含义。其中,第一项表示未来实际财政收支的差额的现值,第二项表示未来政府债务的现值。该式的经济含义为只有当政府发行的公债要等于未来财政盈余的现值时,财政才是可持续的。要保证财政可持续性,需要保证未来债务的现值的预期为0,即,该条件被称为财政非蓬齐博弈(Non-Ponzi game)的条件。即财政收支能够满足跨期预算平衡的要求,财政具有可持续性。
联系(1)式和(4)式可以进一步推知:
(5)
参考政府债务的非蓬齐博弈条件可知,(5)式中的财政可持续性条件为:
(5a)
利用(5a)式,就能够运用政府总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数据来研究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④。Hamilton和Flavin(1986)、Wilcox(1989)根据(5a)式的条件,对△Bt 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并认为如果△Bt 是平稳的(I(0))即财政具有可持续性;Quintos(1995)提出了不论△Bt是否平稳,只要(5a)式是收敛于0的财政就是可持续的,即只要政府总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则政府财政就具有可持续性。进而他提出利用一个线性方程来刻画财政可持续性检验长期协整关系,这种方法也被后来的学者在检验财政持续性时广泛的使用(Bohn 1998;Martin,1998)。该线性方程如下(6)式所示:
(6)
(6)式中,ut是一个平稳过程。并根据GIt、Rt是否是单位根过程和不同的系数β值,将财政的可持续性分成了3种类型:①如果GIt、Rt均是I(1)(单位根)过程,且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则当β=1时,财政具有强可持续性;②不论GIt、Rt是否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当0<β<1时,财政具有弱可持续性;③不论GIt、Rt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如果β≦0则财政不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当β>1时,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大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此时将不会出现财政赤字,即不再会有财政是否可持续性的问题。Quintos (1995)还在其文中进一步说明财政强可持续性条件下,公债发行量Bt也是I(1)(单位根)过程,亦即政府债务风险较低;财政弱可持续性条件下,私人债券比公债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政府将不具备长期债务融资的能力;财政不可持续则意味着政府借债是一个“篷齐博弈”(ponzi game)。
(二)实证方法简介
面板协整检验方法与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协整检验方法类似,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Engle-Granger(E-G两步法)方法的推广,即基于面板数据协整回归检验式的残差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但此种方法的局限性较多,如该方法仅允许面板数据存在同期空间相关,忽视了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的共同因素的统计影响,且最多只能检验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情形。因此,本文采用另一种基于推广的Johansen迹(trace)检验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此种方法不仅能够检验多个协整关系,更允许面板数据存在平稳或非平稳的共同成分,即面板数据存在非同期空间相关。考虑到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运行均有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如财政支出溢出效应、财政支出竞赛效应和财政收入竞争效应等,因此,运用面板协整迹检验的分析方法更符合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运行的实际情况。
在面板协整迹检验的方法中,按照检验原假设又可以将面板协整检验分成两大类:第一种是面板协整检验原假设是“不存在协整关系”,代表文献有Pedroni(1999)、Pedroni(2001)、Pedroni(2004)、Westerlund(2005);第二种的原假设是“存在协整关系”代表性的文献有Westerlund(2005)和Westerlund(2007)。而第二种方法较前者的优势在于允许面板数据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在此沿用Westerlund(2007)的方法。
最后,在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还利用构建了似不相关回归 SUR 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的财政收支协整系数进行了估计,并以此为依据对各省财政的财政可持续性情况进行了判断与分类。由于在地方财政运行过程中,往往存在由于地缘经济、要素价格、货币政策等不易观测或度量的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使得财政收支变量呈现出显著的同期相关性。SUR模型则是对这一特性的较好的计量模型。
四、 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
(一)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检验的面板数据说明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检验的样本选取时间跨度为2008至2014年,包涵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186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 panel data)。为了保持文中符号的一致性,仍以GIt和Rt分别代表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
另外,根据前文中财政可持续性理论模型,本章应采用财政收支的实际值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采用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决算数据作为实证分析中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代理变量。这是因为,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实际发生额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预算内实际财政收支,此部分由财政决算收支数据统计;另一部分是预算外市级财政收支,由预算外财政收支数据统计。但是由于各省级的预算外财政收支统计数据不全,本文仅以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决算数据作为实证分析中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代理变量。同时,为了排除通货膨胀对财政收支数据的影响,本文还利用各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各地的名义财政收支数据调整成实际财政收支数据。文中实证分析的数据为实际年度财政收支的对数。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分别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及各地方经济统计年鉴。文中地方财政收支数据的统计描述如下表1所示:
表1 地方财政收支面板数据统计性质
变量 |
|
均值 |
标准误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样本数 |
财政支出
(GIt) |
全部 |
18.04 |
1.42 |
14.52 |
21.10 |
N=217 |
组间 |
|
0.66 |
16.61 |
19.25 |
n=31 |
组内 |
|
1.26 |
15.91 |
20.53 |
T=7 |
财政收入
(Rt) |
全部 |
17.28 |
1.59 |
12.09 |
20.92 |
N=217 |
组间 |
|
1.06 |
14.03 |
19.05 |
n=31 |
组内 |
|
1.20 |
15.03 |
19.68 |
T=7 |
(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分别利Im和Pesaran等(2003)、Hadri(2000)等提出的IPS检验和Hadri检验等两种方法对我国各省级财政收支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IPS检验的原假设是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如果拒绝原假设即面板数据是平稳的时间序列;Hadri检验的原假设是面板数据是平稳时间序列,如果拒绝原假设即面板数据是单位根过程。
表2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原假设 |
单位根检验的方法 |
各个截面单位根检验t值的平均值 |
标准化处理后的t值的平均值 |
P值 |
H0: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 |
IPS检验 |
财政支出 |
-1.75 |
1.38 |
0.92 |
财政收入 |
-2.14 |
-0.77 |
0.22 |
H0:面板数据是平稳序列 |
Hadri检验 |
财政支出 |
Homo |
46.12 |
25.90 |
0.00 |
Hetero |
46.12 |
24.29 |
0.00 |
SerDep |
7.69 |
20.88 |
0.00 |
财政收入 |
Homo |
46.07 |
29.99 |
0.00 |
Hetero |
46.05 |
27.89 |
0.00 |
SerDep |
7.60 |
20.45 |
0.00 |
注:IPS单位根检验的形式为(c,0,2),即在带截距项,无时间趋势项且滞后2阶的形势下进行的面板单位根检验;Hadri单位根检验中对面板数据形式进行了分类的考虑,其中Homo表示扰动项同方差假设下的单位根检验;Hetero表示异方差扰动项检验;SerDep表示在控制了截面相关后的单位根检验。
由表2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IPS检验的结果表明,2008-2014年间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分别均无法拒绝“面板数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Hadri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扰动项同方差、异方差和在控制了截面相关等三种不同的单位根检验假设下,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均显著地拒绝了“面板数据是平稳序列”的原假设。因为面板协整检验要求变量之间是同阶单整的,我们进而对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差分后,再次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差分后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IPS检验和Hadri检验分别拒绝和接受了原假设,即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面板数据均为非平稳的单位根过程(I(1)过程),可以进行面板协整检验。
(三)面板协整检验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下文我们将对我国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考察我国地方财政收支面板数据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利用Westerlund(2007)、Persyn 和Westerlund(2008)提出的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我国省级财政收支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考虑到了面板数据中截面异质性、截面内的序列相关和截面间的相关性等问题。这种以误差修正模型为基础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能够提高面板协整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另外,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利用Bootstrap的方法计算了稳健的P统计值,Bootstrap的次数为500次。该方法最终将得到4个检验统计量分别对应的是: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备择假设“至少存在一对协整关系”,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备择假设“Panel整体上存在协整关系”。结果如下表3所示:
表3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协整检验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假设 |
Statistic |
Value |
Z-value |
稳健的P值 |
协整检验的结论 |
各个截面的误差修正速度不同 |
Gt |
-1.88 |
-0.61 |
0.12 |
不存在协整关系 |
Ga |
-2.10 |
5.16 |
0.06 |
存在协整关系 |
各个截面的误差修正速度相同 |
Pt |
-5.24 |
2.84 |
0.00 |
存在协整关系 |
Pa |
-1.61 |
3.28 |
0.06 |
存在协整关系 |
注:该表参照Westerlund(2007)的列示结果列出,其中下标t和a分别表示不考虑序列相关和考虑序列相关的协整检验;稳健的P值为由Bootstrap 500次后计算得出。本表的显著性为10%
从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除了在不考虑截面序列相关,假设个截面的误差修正速度不同的情况下,面板协整关系不存在之外,其他的情况均显著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另外,即使在不考虑截面序列相关,假设个截面的误差修正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实证检验的分析结果的P值为0.12,仅是统计上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四)各地区财政收支长期协整系数估计
鉴于上文中已经发现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存在协整关系,即可以判断从整体层面上来说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具备可持续性。为了更有效的讨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协整系数。考虑到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间财政收支关系还会受到地缘和人文环境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SUR模型估计。另外,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致,财政收支水平的差异较大,在SUR回归中我们通过设定包含不同的确定性趋势部分来解决这一问题白仲林与尹长斌(2008),其中t是时间趋势项,c为常数项。
表4 31个省市的SUR模型设定、财政支出协整系数
财政可持续性 |
地区 |
确定性趋势
(c,t) |
财政支出系数 |
t值 |
R2 |
可持续性强 |
上海 |
(0,t) |
0.902* |
10.380 |
0.959 |
北京 |
(c,0) |
0.889*** |
7.886 |
0.973 |
江苏 |
(c,0) |
0.853* |
16.920 |
0.985 |
广东 |
(c,0) |
0.843*** |
7.679 |
0.970 |
浙江 |
(c,0) |
0.826*** |
9.631 |
0.970 |
天津 |
(c,t) |
0.802** |
8.533 |
0.965 |
可持续性较强 |
福建 |
(c,0) |
0.680** |
7.173 |
0.946 |
山东 |
(c,t) |
0.653** |
9.145 |
0.961 |
辽宁 |
(0,t) |
0.639*** |
6.126 |
0.959 |
重庆 |
(c,0) |
0.576*** |
8.510 |
0.947 |
山西 |
(c,t) |
0.510*** |
3.322 |
0.957 |
内蒙古 |
(c,0) |
0.490** |
5.112 |
0.937 |
海南 |
(c,0) |
0.472* |
2.917 |
0.959 |
河北 |
(0,t) |
0.460** |
8.626 |
0.950 |
可持续性偏弱 |
安徽 |
(c,t) |
0.439*** |
5.015 |
0.907 |
陕西 |
(c,0) |
0.436*** |
7.823 |
0.939 |
江西 |
(0,t) |
0.399*** |
6.292 |
0.936 |
河南 |
(c,t) |
0.388*** |
7.491 |
0.945 |
湖南 |
(c,0) |
0.383** |
8.726 |
0.966 |
湖北 |
(c,t) |
0.385*** |
8.139 |
0.961 |
云南 |
(c,t) |
0.376** |
7.268 |
0.916 |
广西 |
(0,t) |
0.362* |
9.760 |
0.979 |
四川 |
(c,t) |
0.355*** |
4.551 |
0.981 |
吉林 |
(0,t) |
0.330*** |
7.735 |
0.966 |
贵州 |
(0,t) |
0.321*** |
8.494 |
0.935 |
黑龙江 |
(c,t) |
0.307** |
8.034 |
0.977 |
可持续性较弱 |
新疆
宁夏
甘肃 |
(c,t)
(c,t)
(c,0) |
0.283*
0.273**
0.230** |
8.115
8.774
7.592 |
0.925
0.914
0.931 |
|
青海 |
(c,t) |
0.136** |
3.346 |
0.969 |
|
西藏 |
(c,t) |
0.067* |
5.743 |
0.918 |
平均 |
|
|
0.486 |
|
|
注:用斜体字表明的省份表示我国的矿产资源大省;*,**,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
如表4所示,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等6个直辖市和省份的财政可持续性强;其次,福建、山东、辽宁、重庆、山西、内蒙古、海南和河北等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财政可持续性较强;剩下17个省份中的财政的可持续性偏弱,特别是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和西藏等5个省份(自治区)的财政持续性较弱。
表4的实证分析结果说明,①我国地方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一致的。 各地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程度的差异,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性较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内陆省份和民族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性则较弱。②地方财政运行与当地矿产资源有较大的关系。在财政可持续性较强的八个省级地方政府中,有5个为矿产资源大省。③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条件较差、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省份财政可持续性较弱。特别是西藏地区,虽然目前已知西藏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收到地理、交通条件等的约束,其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西藏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性也是全国最低的。
检验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是一项重要任务,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地方政府财政运行现状,保证地方财政健康运行有着重大得意义。本文以Quintos(1995)提出的财政可持续性理论为研究依据,构建了检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面板模型,利用我国2008年后的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数据,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经验分析带来了以下结论:
1.面板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省级政府财政收支数据存在协整关系。可见面板协整模型的设定是合理。我国省级政府财政收支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也意味着从整体上看,我国省级政府财政具有可持续性。
2.就我国分省的财政收支协整系数的估计可知,我国地方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一致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程度呈现出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地区减弱的特征。其中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和天津等6个财政可持续性最高的省份和直辖市,均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开放城市。
3.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与当地拥有的矿产资源有较大的关系。在财政可持续性较强的福建、山东、辽宁、重庆、山西、内蒙古、海南和河北等八个省级地方政府中,有5个为矿产资源大省。资源型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较其他省份更高,不排除这些资源大省依靠出让矿石资源的财政收入满足其地方财政事权的需要的可能性。
4.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条件较差、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省份财政可持续性较弱。特别是西藏地区,虽然目前已知西藏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但由于收到地理、交通条件等的约束,其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西藏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性也是全国最低的。
由以上的四个分析结论,本文得出如下三个推论:
1. 自发自还地方债的地方债务发行模式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约风险。2014年起,我国开始试点进行地方债自发自还的地方债务发行模式。在第一批试行试点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江西、宁夏以及深圳、青岛10个省份和城市中,除深圳、青岛两市的财政收支数据不在本文考察之列的之外,其他8个省级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情况依次为: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5个省、直辖市的财政可持续性强,地方债自发自还的违约风险低;山东省的财政可持续性较强,地方债自发自还的违约风险较低;江西、宁夏两个省、自治区的财政可持续性较弱,地方债自发自还的违约风险较高。其中,宁夏自治区的财政可持续性在全国处于倒数第四(如表4所示),地方债自发自还的违约风险高。可见,目前自发自还地方债的地方债务发行模式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约风险。
2.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性强,说明上述地区不依靠土地出让金收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维持地方财力。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等6个直辖市和省份的财政可持续性强。其中财政可持续最高的上海财政收支协整系数接近1(如表4所示为0.9),即财政收支不仅是跨期均衡的,甚至接近当期均衡。而在财政可持续性强的所有省份的财政收支长期协整系数均高于0.8,可见这些省份的财政收支关系能够保证长期中的跨期均衡,因此,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财政依靠卖地筹集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维系地方财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3.资源大省财政可持续性对资源税依赖程度高。在财政可持续性较强的8个省级政府中,有5个属于资源大省。仅以煤炭资源税为例,自2014年12月1日起我国开始执行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各资源大省如内蒙古、山西等省都调高了资源型税收的税率,其中,山西的煤炭资源税率为8%,内蒙古最高资源税税率9%,是财政部规定的上限。可见,资源大省的财政可持续性对资源税的依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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