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性的凸显与公共性的缺失：新民歌创作的反思
吴雪梅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时至今日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它出现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领导人的提倡以及文艺界和各个下级部门的积极组织。这些无一不使得新民歌创作呈现“去个性化”的面貌。在绝大部分类似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现实真相、感受不到人间冷暖。这样的诗歌只是政治意志下的大合唱，其缺乏的恰恰是诗歌的灵魂——真情实感和个体的生命体验，这样的诗歌使得其公众性得以凸显而公共性却相对缺乏。
关键词：新民歌、公众性、公共性
一、“公众性”和“公共性”的概念辨析
新民歌运动是新中国以来较大的一场诗歌运动，尽管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它做出了许多论述，但笔者仍然希望能另辟蹊径，从“公共性”视点切入，作出一番新的阐释。
不过，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公共性”，同时一个与公共性极其相似的名词“公众性”也是我们必须予以辨析的。“公众”与“个人”相对，所以“公众性”很显然指的就是不具备或者说缺乏个人性的内涵，而“公共性”则更为复杂一些。就国内而言，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的公共性已经消失，而重建又特别的困难，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的公共性在于作品对公共领域的介入，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的公共性不仅在于其对公共领域的介入与关注，而更在于其对公共领域介入之时，是否具有富于个性的表达以及这种表达是否融入个体的生命体验。甚至有的学者直接定义说：“文学的公共性是指文学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代表个人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声、文学活动成为公共舆论的一部分，以达到对公共权力进行干涉或抗衡的目的。”[1]
笔者认为，文学的“公共性”与“公众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公众性”是缺乏个人性内涵的，而“公共性”恰恰是极富个人性内涵的。并且，“公共性”不仅表现于此，还更多地表现在这种个人性内涵是通过对公共领域进行介入和关注之时因作家内心有所触动而形成的。
新民歌运动之所以历来受到关注与论述，就在于其具备话题性。这种话题性首先来源于它自身的悖论性。民歌既能真实的反映人民的生活，同时又能表达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最真实的情感，但新民歌的创作却是对这一最基本的诗歌创作规律的背反。其次是因为其声势浩大，波及范围极广。如此规模浩大的诗歌运动的出现竟主要来自于统治者意志的强行介入，这在诗歌的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两点使新民歌运动深受关注，并使其作品表现出一个特质，——无论是缺乏真实的情感，还是创作受政治的影响——或多或少的会存在公共性缺失的问题。
二、新民歌运动的原因及新民歌的内容特征
对一个事物进行评价，不能仅仅止步于对该事物现状的把握，同时还应该探寻该事物是如何形成的，只有追根溯源才能客观地对其进行评价。同样对新民歌运动及新民歌创作的评价，我们也不能仅仅站在当下的角度来审视并注意到它的某些局限性。而更应该探讨，新民歌运动作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何以会在诗坛只是昙花一现，并被后世诟病。故下面将从促使新民歌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和对新民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红旗歌谣》中部分诗歌的解读来找出其之所以然的原因。
新民歌运动始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已经先于它开始，为了促使大跃进运动得以全面地发动，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了成都会议，并在会上“指出要注意搜集民歌，并说：‘中国新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接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新民歌’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推展开来。”[2]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分析出新民歌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受大跃进的影响，大跃进使得人们在精神上极度狂热和不理性，这一精神状态必然会对当时的文化领域产生影响。其次是受毛泽东倡导的影响。没有领导人的提倡，这一运动不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最后是文艺界以及下级部门对毛泽东提议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如果没有他们的执行，再极力地提倡也只能成为空话。
第一，大跃进运动对新民歌创作的影响。在当时，大跃进运动在工业上最显著的就是钢铁产量的大跃进，“在1958年初制定的钢铁产量的计划是628.4万吨，1958年8月则提出要1958年的钢铁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3]在农业上大跃进的浪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生产产量的高指标风气在全国范围内刮起，纷纷表示在农业上要达到的高计划量。如“河南省提出到1959年就要基本实现水利化，196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要达到600多亿斤。广东省提出，到1962年要实现全省粮食亩均年产800斤，到1967年实现亩均年产1000斤的目标，总产量由218亿斤增至480亿斤。”[4]诸如此类高指标在各个省市的农业方面都有体现。从这些冒进和浮夸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无论现实生活是如何的艰苦，他们都“相信”可以实现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即便是当时百姓还在忍饥挨饿，即便是对粮食年产能达到1000斤每亩的产量数还没有概念，即便是人云亦云，但我们足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狂热和非理性。这种狂热和非理性状态在新民歌诸多创作中均表现得较为明显。如歌颂工农业大跃进的诗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合作化大路通天堂》：“胡麻麻开花一色色兰，/合作化的好处说不完。/种地要种压青地，/合作化就是上天的梯。/大红公鸡抖翅膀叫，/合作化以后咱上民校。/石拐沟的大炭是黑金子，/合作化挖断了穷根子。/山头上唱曲沟底下响，/合作化的道路通天堂。”[5]这首诗很明显地在歌颂合作化道路，认为走合作化道路将改变自身的生活和命运并对合作化道路能产生的影响满怀期望。工业大跃进之歌——《青烟直上九重霄》：“炼铁炉，/高又高，/青烟直上九重霄，/玉皇高叫受不住，/众神熏得眼泪抛。《烟囱》：高高伸向白云边，/青烟缕缕飘蓝天。/哪棵大树有你高？/哪根天竹有你甜？/你是一只铁手臂，/高呼口号举上天；/你是一只大毛笔，/描画祖国好春天。”[6]
这首诗描写的是工业大跃进极具代表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从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当时人们炼钢的激情以及他们对这一运动的狂热。
从这两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工农业的大跃进不仅为新民歌创作提供了题材，更重要的是将人们狂热的激情毫无保留地注入到新民歌创作中。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这些诗歌究竟有多少是诗人因受到大跃进的震撼而作的。与其说“诗人们”是因受大跃进的震撼而创作，倒不如说他们的创作是和大跃进运动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诗人们”在创作中只是充当一个被动的角色，周遭狂热和非理性的情感致使他们创作诗歌。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的个人性是无法到突显的，他们只是表面上介入了新民歌创作这一公共事件，实际上并没有更多地融入个体的生命体验。
第二，毛泽东的倡导促使新民歌运动迅速发展。前文提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要搜集民歌，发展新民歌。表面上看是意在探索新诗的发展道路，其实是有深层次的政治目的的。
在当时，毛泽东以鼓励新民歌创作作为对新诗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第一，民歌创作主要是人民群众作为创作的主体，其思想比较单纯，更便于统治者对他们的驾驭，也更容易使普通群众在民歌创作中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进行创作。首先，全国得以解放、三大改造基本结束、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这些使得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了高大良好的形象和至高的地位。所以，他们情感和理智都会无一例外地向共产党一边倒。其次，当时的统治者抓住了人民群众当时欲翻身做主人的心态并加以利用。对此，他们宣称作诗并非难事，强调不识字的劳动人民也能参与创作，意在打破群众对诗歌可望不可及的“迷信”。这样一来，人民群众这种当家作主的愿望不仅是在物质上，同样在精神层面上也得到了极大地满足。这种做法既极大地激发了普通群众的创作激情，又让他们对统治者心怀感激。第二，毛泽东坚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就使得他提倡的文学样式或多或少的会承担为政治宣传的功能。首先，民歌短小简洁、通俗易懂、易于传诵的特点，正契合了下层群众的审美期待，所以能更好地被他们接受。如天鹰在《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中说：“新民歌在各次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是因为民歌生动形象，短小简洁，抓住中心，引人入胜，用它来解释党的政策，宣传革命道理，能收到意外的效果。如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时，有一幅壁画，画着人民公社的大道直通天堂，广大社员高举红旗向天堂迈进，配上一首民歌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登上天梯上天堂，天堂幸福无限量。’这四句民歌把人民公社是将来农村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度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很清楚的说明了，所以群众看后反映说：‘看了这幅画，读了这首诗，心里可亮堂了，比讲多少遍还明白哩。’”[7]其次，由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运动的开展，文艺界的很多人都陷入到失语或者是不敢言说的境地。文艺不繁荣，也就更谈不上为政治宣传服务了。这些都是毛泽东提倡发展民歌的主要原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提倡新民歌创作其实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新民歌运动如此政治意味强烈的动因，再加上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当时人们创作出来的诗歌，尤其是代表统治者意志的诗歌集《红旗歌谣》，就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政治宣传意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期间就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话语中心的政治文化。”[8]
在这一阶段，领导者个人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主导甚至是代替了群众的意志。首先，在那个盲目崇拜偶像的年代，毛泽东领袖的话就是群众的“圣旨”。所以当主席提倡新民歌时，举国上下纷纷响应。这种响应普遍地在他们创作的诗歌中体现出来。如《举得起天提得起地》：“天有把，/我们举得起，/地有环，/我们提得起。/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体，/你看哪项不胜利？”[9]《太阳的光芒万万丈》：“太阳红，太阳亮，/太阳的光芒万万丈，/我们如今俩太阳，/两个太阳不一样。/一个太阳驻北京，/一个太阳挂天上。/天上的太阳暖身上，/北京的太阳暖心房。”[10]在《红旗歌谣》中，类似的这种诗歌举不胜举，对领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方面正说明领袖的倡导对这一诗歌运动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此多盲目歌颂的诗歌，且歌颂无一例外地把毛泽东比作是“太阳”，恰恰说明当时的这些“诗人”的个体性是比较缺乏的，大家都只是在迎合大众甚至是政治的需要。其次，由于受到统治者思想意志的主导，《红旗歌谣》中充满盲目的歌颂使得民歌丧失了其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了。如《我们说了算》：“河水急，/江水慢，/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他高来不敢低，/叫他发电就发电。”[11]《口弦吹得再想也没用》：“尽管你把口弦吹得再响,/姑娘的心啊，/一点不变样,/生产大跃进中你得了第一，/我的荷包自然能送上。”[12]《想娘》：“久不见娘心想娘，/回家见娘也平常。/睡到半夜心又急，/明日社里要挑塘。”[13]这样的诗歌所传达的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更不是内心真实的情感，它们只是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传达，是与虚假紧密联系的。在定音定调的旋律作的统治和影响下，人们群众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在配合政治大合唱。这样的诗歌只有公众性而不具备公共性。
第三，文艺界和各级部门对新民歌运动的支持和组织。这对新民歌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在毛泽东提出要搜集民歌后，作为当时党和国家文化“旗手”的知识分子周扬，首先对毛泽东的提议表示附和，在《新民歌开拓了新诗的新道路》的发言中当即就强调要全面进行新民歌的创作。还出现文学泰斗郭沫若与王老九的赛诗，周扬与郭沫若编集《红旗歌谣》，贺敬之对新民歌做出极其乐观和高度的评价，田汉作组诗《钢铁颂》，还有的知识分子在编选民歌集的过程中对其加工润色等等，都表现出文艺界对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和推动。除去领导人的倡导、知识界的参与附和外，各级领导干部更是将搜集诗歌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因此他们纷纷采取层层下派任务的方式，规定每个单位和组织应完成民歌创作的数量。如“甘肃省产生作家的规划是半年五百名，一年两千名，三年一万名，而湖北省红安县一县就爆出一千多名民间诗人。”[14]“山西省的口号是一年里要产生三十万个李有才，三十万个郭兰英。”[15]“呼和浩特市决定三至五年内要生产五十万吨钢，搜集五十万首民歌，内蒙古则要求在五年内搜集一千万首民歌。”[16]这些任务的制定和口号的提出，使得人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加紧诗歌创作。许多没有文化的人也参与创作，为的是完成任务，甚至大跃进。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创作出来的作品甚至都不是诗歌，但因为有对大跃进、领导人的歌颂而称其为诗。可想而知，这样的诗歌并不会是 “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的抒发。
除了为完成任务而滥竽充数一类的创作，还有一类就是由人们自发组织的诗歌创作活动。如开辟诗歌创作园地，最有名的是北马村的黑板诗以及田头诗。此外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最有名的是赛诗会，另外还有民歌演唱会，联唱会，诗歌展览会，战擂台等。但这些良好的创作形式却在当时出现了变形的现象。例如，赛诗本是一个促进诗歌发展的方式，但当时人们赛诗只是出于一种不服输的心理，得到“大众的认可”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在赛诗时，往往一两分钟就做出一首诗，而人们往往认为谁的诗更符合大跃进时的激进气氛，歌颂得更多，谁的诗就是好诗。所以“诗人们”便以此来作为衡量诗歌质量的标准，丝毫不顾自己的诗是否是自己内心情感最真实的表现。所以这样的“诗人们”的创作中往往没有自己切身的体验，只是按照他人的创作思维将自己的语言嵌套进事先已有的模型中而已。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及传达的情感都是迎合统治者和大众的，所以这些“诗人们”是不具有情感与精神的独立性的，故他们的诗作极度缺乏个人性的生命体验。
从上面对新民歌运动发展原因的分析中来看，“诗人们”的主体性在其创作中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治烙印，政治意志始终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诗人们”要么完全服从于政治，所作的诗歌都只是政治命令或领导人意志的直接反映；要么自觉不自觉地向政治靠拢，在政治话语的阴影下，失去自己的声音而进行大合唱创作。这样的诗歌是缺乏个人生命体验的，即使有参与到新民歌创作这一公共领域中，也只是公众性的一个表现，公共性却是极其缺乏的。
三、在反思中重建新诗的公共性
当初，毛泽东以为新诗寻找出路为由提议搜集民歌，但实际出现的却是缺乏生机和内涵的“新民歌”。从前面新民歌运动发生与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到强烈的政治意味，致使这类诗歌公众性凸显而公共性缺失。时至今日，新诗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很多学者仍然在寻找其发展的出路，关于“公共性”的问题的探讨在当下显得尤为必要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疏离与不信任。很大一部分人包括诗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以自我为中心，故很多新诗都专注于表达诗人个人的内心世界，而较少地关注外在广阔天地。如此一来，诗歌创作就必然会出现个人性的极度张扬而“公共性”的相对缺失。其实，文学作为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一部分，不仅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更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它应该揭示社会历史丰富的内涵，对人类的精神和人性体现出深刻的关怀，并且要在“意识领域内肩负着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和社会行为的示范者的重要使命。”[17]所以，针对新诗“公共性”的缺失，对其重建就显得极为重要。笔者认为重建新诗的“公共性”有以下几点是应加以注意的。第一，从诗歌的内容来看。诗人的创作不能仅仅为私语性的表达，而应心系天下，将时代、社会和历史融入到诗歌中。第二，从情感的投入来看。“诗缘情而发”，只有在外在事物触发了内心的情感之时，才能写出好的诗歌。真实情感的流露和表达是诗歌创作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应该将更多的对外在事物的个人体验与情感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第三，从诗歌的意义来看。诗歌作品应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并对其进行干预，在此基础上起到引导和启迪民智的作用。所以诗人们更应该保持其话语的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亦不为权势利禄所左右。坚持个人的主见，以独特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诗歌不能仅是私语性的，诗人们还应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通过介入社会，来达到对社会领域中公共事务的干预，使诗歌具有“公共性”。不然，就只能像新民歌一样，不仅不能对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最后也就只能在诗歌历史的舞台上昙花一现。
参考文献
[1]向天渊，赵玲.论当代诗歌的公共性重建：以于坚诗歌为例[J].长沙：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3）.
[2]朱栋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6.
[3][4][8]赫牧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文化反思[J].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5）.
[5][6][9][10][11][12][13]郭沫若，周扬.红旗歌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79,235,19,16,178,132,141.
[7] 天鹰.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37-38.
[14][15][16] 薛冰.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J].北京：读书文摘.2010（2）.
[17]蔡清辉.当代中国文学公共性的缺失与重构[J].北京：中国艺术报.2012（12）.
Public highlights and the lack of publicity: the reflection of the new folk song creation
Wu Xuemei
（Chinese Poetics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In 1958 the new folk song movement of today still has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appears the reason is complicated. But the main reason lies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an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leaders and the literary actively organize each department at a lower level. These all make the new folk song creation to present the appearance of "personalized".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similar work we can't see the real truth, feel the world changes in temperature. Such poems just under the political will of chorus, its lack of just is the soul of poetry, true feelings and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to highlight such poetry makes its public and the public is relatively lack.
Key words: The new folk song, public, and publicity
